货币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内在价值，如果没有内在价值，货币很难完整地发挥支付、计价和投资三个方面的功能。

CIPS系统对便利跨境人民币业务处理，支持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结算、跨境直接投资、跨境融资和跨境个人汇款等业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互换协议签署国可以用人民币（实质上是从中国人民银行借人民币）来满足本国企业的流动性需求，避免由于无法得到美元而陷入流动性短缺的窘境。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难以在香港以外得到港币，香港货币当局通过提高银行间拆借利息率的方法，挫败了国际投机者对港币和股市的双重沽空（卖空）。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和人民币国际化Q4：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今年多次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想法，构思亚洲多国之间的贸易以本币结算。这种事情过去是很少发生的，但在2022年2月28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投下一枚金融核弹——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的3000亿美元外储——之后，一种本来看似遥远的可能性，变得不那么遥远。中国很多企业虽然在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但仍然使用外币（主要是美元）计价和开票。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债务人，从2000年3月到2023年4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平均为1.037万亿美元[15]。

人民币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货币，离不开支持人民币资金实现跨境流动的基础设施。地缘政治的新变化为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会。后来，马云就按照这个要求注册了。

第三，资金池高比例错配。但我国此前并未控制万能险保费比例，至少在过去几年，我国六七家民营保险公司的万能险保费余额占整个保险公司保费余额的70%~80%。包括抽屉协议，也是由于某一环节信用不足而制造了一个强制信用，优先级的钱先还，劣后级的钱后还，这都是为了保底信用而进行的防风险措施。这种资金往外走的时候，每过一个通道就可以叠加一部分杠杆

增长中枢下台阶，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速度也是面临着下台阶的问题，很重要的资产定价模型里面，我们无风险的收益率，增长中枢的下降一直会导致收益率中枢的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如何在两大战略之间寻找到无缝衔接和有机转化，我们这两条腿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两条腿走路要比人家的单脚跳跳的更好，你的配合、衔接很重要。

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滞胀中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第四是突破金德尔伯格陷阱，以高水平开放和多边主义重构全球治理。我们要回归初心，回归到世界和增长的本原，回归到我们对于现代风险的理解上面，传统风险理解很重要，但非传统风险的理解可能更为重要。第六，克服鲍莫尔病，实现中国产业持续升级。

但是中国可能跟世界的故事有一些变化。高通胀导致大部分国家提高了政策利率。鲍莫尔病是产业升级中间由于不对称的变化，很可能导致非贸易品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价格变得更快，从而导致我们一些新兴行业陷入到增长乏力的困局之中，从而导致我们的产业升级难以全面实现。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三高：高风险、高杠杆、高成本。

高成本方面，低通胀、低利率转变为高通胀、高利率，由此导致付息成本大幅上升。下降的原因，一个是逆全球化，第二个是技术的孕育期，第三个是老龄化，第四个是高债务和高利率叠加带来的高风险。

 目前形势变化很大，特别是二十大报告，用三句话进行了很好的提炼。进入 刘元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未来金融 。

这里面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科技体系，第二条腿是市场导向的企业创新体系，我们金融为这两条腿怎么来提供支持？第一个，如何为国家战略体系进行融资，目前政府创立了很多基金，的确很好，但是这种基金的份额是大、还是小，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点想法。第一，增长速度下台阶，对传统金融定价模式带来的挑战，这是世界银行做出的各种统计，过去都在3%以上，尤其是新世纪前十年3.86%，但是现在预测未来几年2.3%左右。很多人讲，我们目前告别了10%金融收益率时代，它将下降到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的无风险收益率确定市场到底定位在什么水平呢？实际上是我们要有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这些难题如果回顾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未来的金融形态。这两个机构的平均预测，未来的增长中枢将下降1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历史的新低。

下一轮真正的这种技术，能够对增长带来直接传递效应的到底是什么分界点？大家如果是15年，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也许今年是一个分界期，就是2023年。目前已演变为一低五高：其中，低增长，变为更低的增长，过去20年全球平均增长速度是3.8%，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8%左右，这是IMF的预测。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第二，大时代中系统性断裂带来风险导致传统定价模型难以计量。

前几年美国大学一个教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处于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而是处于下一轮技术爆发的孕育期。现在的经济产生了一个超级成本冲击的时代，这种成本冲击，第一个转换成通胀，如果它不能够简单的进行技术创新的消化，就会直接冲击价格的终端。

这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往往会出现政策利率无法向自然利率快速靠拢，因为我们认识有偏差，我们老想留恋过去收益较高的地方，永远容易把现在的低增长解释成为我们的不作为。这一项除了成本的变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定价机制将发生剧烈的调整，我们会从过去低通胀+低利率的组合，全面转换到一个高利率+高通胀的组合模式里面，这种组合模式一定会发生格局性的大变化。目前大家高度关注的就是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以及高新技术行业持续增长能不能够突破我们的一些极限。中国面临的几大问题可能更为严峻。

第二，如何进一步支持企业进行产业化和市场化创新，这上面大家思考的非常多。第二是冲击增长，我们看到低增长和高通胀的结合还会延续，原因是我们进入到一个超级时代。

这种高潮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一些基础参数虽然受到冲击，但是在全球的地位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60%-85%是大国之间博弈最容易擦枪走火的关键时期，这是需要关注的。

我们目前各类融资工具，金融中介如何在市场和国家形成一种新型的金融形态、金融模式，可能是我们当下和未来高度关注的一个核心。今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是12900多美元的水平，我们估计按照目前的速度来讲，我们应该是在2025年左右能够跨越这样一个水平。

没有锚定效应的全球金融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新逻辑，因此我们未来还要针对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对金融形态的进一步冲击。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专家称，全球债务总额在2023年第一季度增加了8.3万亿美元，达到304.9万亿美元，全球债务比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高出45万亿美元，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快速增长。另外，全球的债务率和高杠杆进一步提升。但是在这样一个阶段，恰恰是风险急剧爆发的阶段，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这种时代里面会导致我们的两极分化、民粹主义、治理结构和民族主义。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系列的非传统风险全面上扬，这是我们可能高度要认同的。

如果转化成一些专业术语，我们就会发现，的确是回归到初心和使命很重要的三个参照点。金融是一个超级公共品，货币是金融中最基础的一个基础公共品，货币的锚定是我们金融定价锚定的基础，当货币锚被拔掉之后，金融定价的锚一定也会消失。

我们一直在谈去金融化、去杠杆，但是全球金融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尤其是过去三年，不仅没有去金融，也没有去杠杆，反而进一步变本加厉了。这个孕育期让我们思考，我们正在迎接，而迎接的时期是黎明前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怎么定价，这是一个关键。